价格改革 | 上帝再爱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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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关于价格闯关的疑惑来自于温铁军的讲座视频，讲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首先在八十年代根据国内改革经验及对国外制度的考察制定了一份详细的改革计划，据温老所说，所设计的上层建筑与后续苏联东欧等国家的改革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顶层智囊设计上层建筑的智慧是相当充足的。

后续在步入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在多番斟酌下，考虑首先从价格尝试改革，于是有了价格闯关。对此类价格改革措施，温老讲到，当时的政策都是公开的，都发在了报纸上。只是施政过程出现了意外，引起了群众的恐慌，造成挤兑等现象。

但是我后来也看到立场相反的博主批评道，当时的改革措施是不透明的，群众是不知情的，包括价格双轨制这种普通人接触不到的灰色利益，是泄露了风声导致社会恐慌舆情。

我感到惊奇，一个关于政策是否公开的简单的是非问题，在不同的立场下，表述却截然不同。

这件事情拖了好久了，一两年前就想着整理一遍事件来龙去脉了，一直没什么契机，就借此在这里为博客做一个开篇吧。

八十年代市场危机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背后的经济矛盾实在复杂，温老解释得很是详尽，我生怕顾此失彼一叶障目，不敢随意总结揣测。在此借温老之意简述八十年代复杂的经济矛盾。

七十年代开始，随着中外对抗的缓和，生产过剩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中国主要接收自日本的产业转移，中国也在此时完成初步的产业化。同时政府接受了大量的外国贷款，并不断累积为八十年代的外债危机。在地方改革开放引进外来生产线的同时，计划经济下的重工业企业不能对接下游市场，造成的是原有的上游国有重工业产业与下游市场的切割，表现为代表重工产业的中央政府与消费产业的地方政府在制度上的利益冲突。同样农村也自发地出现自营经济，诞生了一大批的乡镇企业和新职业的工人，政府同时顺水推舟出台相关政策，这同样抬升了市场对原材料的需求。

制度上依然推行价格双轨制，官方部门也活跃在各个产业门类，同时各个部门任有大量复出的革命老干部，在掌握原材料的部门，干部子女倒卖原材料以供给对原材料有重大需求的制造业企业，进一步拉高了原材料价格。

整个八十年代充满了产业结构矛盾背景下的社会矛盾，主流知识分子将复杂的社会矛盾简化为对经济和政治的自由化改革的口号。

八十年代中国有大量的待就业群体，初期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掩盖了市场混乱的危机，直到八十年代末，中国制造业有了想当程度的发展，制造业需求拉高原材料价格，消费品需求拉高了消费品价格，原有工业体系与新型工业体系的矛盾难以调和。八十年代末的经济政策的调整，首先在价格上做市场化调整，即“价格闯关”，暂且不论价格闯关政策起初是否公开，结果都是造成了原材料囤积和物资抢购，进一步造成银行的挤兑和资金紧张，央行为缓和通货膨胀抬高存款利率，造成银行大面积亏损，并在后续抬高贷款利率结果却压垮大批小型企业，引发全社会的滞胀危机，最终演化为社会冲突。

另外，八十年代的世界，尤其是八十年代末都是动荡不安的，拉美等地战后发展中国家同样陷入了债务危机，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国家面临崩溃，社会变革引发巨大的社会动荡。

价格闯关

温老说

而市场化初步尝试的价格闯关，温老讲到是完全公开的，这也是当时政府的失策，没有预料到后续市场反应过激造成了更大程度的市场混乱。

温老提到中国的价格改革一直是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我起初以为温老此处讲的价格改革所指为价格闯关。翻阅往期人民日报，发现价格改革不仅仅是发生在八十年代末的价格闯关，而是整个八十年代，同时也不仅发生在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造的苏联也在进行价格改革，这应当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的必经之路了。整个八十年代不断有地方呼吁价格改革与政府逐渐进行价格调整，在很多地方，对日常消费品上价格稳定都是有积极成效的。

在八十年代后期，矛盾进一步加剧与改革进一步实施。88年3月，时任李鹏代总理二十五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分析了物价上涨的原因，阐述了国务院将对这个问题采取的基本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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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说应该看到，我国农副产品和初级工业产品的价格长期偏低，价格体系很不合理。在由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必须改革价格体系，适当提高农副产品和初级工业产品的价格，因此，物价总水平有所上升是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也是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但这几年尤其是去年的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则是同某些不正常因素分不开的。这里有货币发行偏多，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原因，也有一些国营工商企业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擅自涨价和变相涨价，以及市场物价管理不严，投机倒把分子乘机扰乱市场的因素。特别是在农村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下，没有及时地和正确地运用价值规律来指导农业生产，致使粮食、生猪和其他一些农副产品的生产出现波动，造成某些食品供应紧张，价格上涨过多。李鹏说，这些因素的产生，也是同我们在工作指导上的某些缺点和失误分不开的。

政府对价格改革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确实是不断公开发表在媒体上的，也不断有各地价格改革的成果以及群众对价格改革的急切。而关于重大的改革——价格闯关的报道，88年6月赵紫阳会见一国际会议的中外代表时说，我国改革重点转向价格与工资，价格改革的方向是依靠市场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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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说，“价格改革问题可能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难度最大的问题。我们准备试一试，冒点风险。当然，在我国解决这一问题有成功的可能，因为我们的经济是好的，人民的收入在逐年增加，外汇收支情况现在也不错。如果有５年左右的时间，过了这一关，中国的经济就可以完全转到新的体制上来。”

这里提到“试一试”“冒点风险”所指当是后来的价格闯关，这里并没有直接公开，在后续的报道中，也没有更多关于价格闯关的直接报道。若温老所指为广泛的价格改革，的确贯穿整个八十年代的价格改革是始终在政府和群众共同参与下进行的，若特指为价格闯关，那除了这份报道，没有更接近的报道了，人民日报上只有这一次公开的暗示。

后续关于价格价格的报道多是稳定价格、改革应当依据市场、价格改革中明确责任制等针对价格改革施行后的整顿措施。

百科说

百科提到，88年8月，政府高层会议中已经明确价格改革。

少数重点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开放，由市场调节，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实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要求。”会议要求大部分商品价格放开。

价格改革准备实施的消息在社会上传开后，物价急剧上涨的风气提早出现，城市和农村普遍出现了挤兑和抢购风潮。银行的各类储户蜂拥挤兑，银行纷纷告急。

88年9月，政府决定推迟价格改革并转向治理整顿，对应前文中“价格改革过程中需健全秩序”等后续整顿措施的报道。

据百科的说法，对于8月份的价格闯关，属于社会上的消息传播。

回忆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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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5月份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作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报告，可不可以用5年的时间，以每一年以一定的价格上涨指数为代价，换来在理顺价格的问题上，解决工资不合理的问题上，前进一步。会议确定由国务院制定方案，具体方案是由姚依林他们起草的，到北戴河大家讨论过一次，他们又作了修改，然后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当时我们一面讨论方案，另一面全国各地抢购不断，此起彼伏。讨论中大家有顾虑，怕价格改革引起问题。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价格改革出台，步子不要迈得太大，同时砍掉几百亿基建，缓和钢材等生产资料的市场供应情况。当时还认为时机比较好，经济在发展，人民的收入在增加，承受能力增强，再说我们还有很多余地，比如说，我们有很大一批公房可以出卖，回笼货币，还有些中小企业也可以出卖。到了8月间在北戴河把这个方案确定下来。在制定方案过程中，没有明显的意见分歧，特别是同国务院姚依林他们这些人，因为方案就是姚依林他们提出来的。地方上，特别是天津、上海当时有顾虑，但也没明确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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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决定价格改革暂缓，转向治理整顿是我下的决心。在9月份最后下决心前，我找姚依林谈过这个问题。我当时向他提出，干脆把价格改革放一放，他表示可以推迟几个月，到89年下半年看一看情况再说。后来我又进一步考虑，价格改革涉及面太多，各方面确实比较紧张，下决心干脆推迟，集中力量把经济环境搞好，把通货膨胀人心不稳解决了，然后再去打这个战役。

写在最后

对于八十年代末的一次重大的价格改革，各路说法鱼龙混杂，借此机会重新捋清了八十年代的经济矛盾和改革措施，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总之，暂且不论结果如何，这次重大的价格改革是积极的。虽然后续有所放缓并整顿以矫正，也都是市场化经济改革过程中的一部分。社会矛盾在此处被点燃总归是巨大的遗憾，以此强烈批评价格闯关不过是管中窥豹发泄情绪。温老所述不无道理，价格改革是常态化的，整个过程都是社会共同参与的，的确连年有价格改革政策和民声的报道，但是对于最后的价格闯关的一次重大调整，实际并没有完全公开，但价格闯关政策起初是否公开也并不重要，价格改革已经持续很多年，改革措施终要落地，只是市场反应过激造成了严重的滞胀危机，这也是改革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经验教训罢。